《人文杂志》|| 温 欣:青年直播带货的劳动过程及其空间生产

勿忘心安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空间不仅是青年数字劳动的载体，更成为资本实施劳动控制的关键方式，其通过日益精细化的空间控制技术，重构了劳动过程的范畴与边界。本文基于青年直播带货过程的数字民族志，揭示空间控制下的劳动主体、劳动过程及其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直播带货过程中空间实践的主体包括平台、带货主播和消费者。数字经济下，平台是被隐藏了资本运作与商品生产的控制中枢，是后台的“老板”，通过“迭代性再技能化”，制造了怀揣“老板梦”的主播们，使其自愿地从事着自我剥削的非生产性劳动实践；通过“赋能型去技能化”使消费者在“老板幻象”中从事生产性消费实践，日益成为被纳入劳动控制之中的数字劳工。青年直播带货过程在“全员老板剧班”的空间控制下展开，时间的空间化拓展了资本再生产方式，开辟了数字社会新的资本积累路径。
关键词

直播带货　劳动过程　空间生产　青年
一、问题的提出商品生产与剩余价值攫取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中心议题。在商品经济时代，延长劳动时间从而实现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是劳动控制的中心任务。马克思重点揭示的一个矛盾是，“技术越发达，生产出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就越少。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商品的总产出不足以弥补个别商品的价值下降，那么总价值就可能会减少”。“唯一实现的办法就是资本家赶紧把产品推向市场卖掉，然后将隐藏的价值转换成货币形式”。但是，“商品不可能自己走到市场上去自己交换”。因此，技术发展必然凸显流通环节在劳动过程的重要性。在以平台经济、智能制造和商品过剩为基本特点的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重点逐渐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依托数字平台的劳动大军，如外卖员、快递员，打通了商品到消费者手中的最后一步，资本与劳动力对数字劳动控制权的博弈与争夺成为关注的基本问题，弱化雇佣关系、提供虚假的自主性以及强化技术控制成为在数字平台中劳动控制的主要形式。同时，学界逐渐关注到以“直播带货”为主要劳动形式的主播工作成为一种劳动业态，数字经济中商品交换环节具有了情感劳动属性与社会交往属性。也有学者围绕直播劳动中自主权与雇佣关系展开基于算法的技术控制机制分析。上述研究回答了资本是如何通过对劳动者为中心的劳动时间过程进行控制，以便更加确定地实现自动化剩余价值攫取目标的基本问题。资本的本质是要撕破地方纽带并“打破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地方的限制”。数字经济与现代通讯与交通运输的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方性空间的区隔，为资本突破传统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与劳动控制对象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空间。由人与物组成的物质网络及其时空流动构成了数字劳动动态稳定性的规训机制。这表明，数字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获得了现实性基础。那么，依托平台和算法建构起来的数字空间是如何将源源不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整合进劳动过程中，形成一种生产性与消费性并存的社会空间，并完成商品流通与数字商品生产的？本文在延续马克思对资本过程分析与借鉴布洛维将劳动参与者主体性带入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进路基础上，融入新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聚焦商品流通环节的劳动过程，试图回答在数字社会，数字劳动的空间控制何以可能，并揭示资本在单位商品价格下降中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空间逻辑。二、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控制：从时间控制到空间控制无论劳动过程如何变化，资本试图获得高额剩余价值的根本目的未发生改变。随着劳动形态的变化，资本总是积极地改进其控制技术来实现自身目的。从对劳动过程理论梳理中可见，劳动过程的控制从专注于直接的时间控制逐渐转向隐蔽的空间控制。数字经济既为劳动空间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要求更精准的空间控制来实现其隐藏时间、扩大社会生产和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目标。1.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控制经典劳动控制理论中时间是施展控制的核心要素。其控制技术的改变，不是降低时间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是竭尽所能地将其隐藏来降低劳动者的反抗意识。从赤裸裸压榨劳动时间的计时工资向计件工资的转变，仅是控制形态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计件工资成了克扣工资与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了”。因此，对劳动过程研究的重要理论进路即是在布洛维“赶工游戏”基础上，不断揭示资本隐蔽化劳动控制的新形式。其中，产消合一成为数字经济下剩余价值新的增长点。这表明，劳动过程的控制已超越了传统的劳动者，拓展至更广泛的市场主体，通过模糊劳动者与消费者角色边界的“粉丝游戏”等控制技术，扩大劳动控制的基础。在具体的控制技术层面，数字经济下的控制技术主要体现为算法技术上的数字控制和组织技术上的自我控制与制造同意。马尔库塞在对技术社会的批判中指出，“技术对自然的否定也包括对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否定”。资本的技术控制通过劳动机械化和标准化压抑人的自主性，使人们难以真正区分大众传媒是技术工具、操控工具抑或是信息发布与娱乐工具。而弱契约性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离散与劳动的不确定性风险。企业以“液态”的方式存在，通过极精瘦的管理模式，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持续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劳动分工”。因此，流通环节成为连接资本与消费者的核心环节，分散化的数字劳动越来越成为加速商品流通与资本增殖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资本对流通环节的劳动控制只能增强而非减弱。在去技能化与弱契约的双重作用下，劳动者不得不保持超时的情感劳动以获得劳动的稳定性。2.劳动控制的时间控制与空间失灵劳动过程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过程控制分析必须放置在价值循环之中。“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取自己的商品”。也就是说，只有当商品以交换价值承担者的身份出现时，才对商品的所有者产生使用价值。劳动源自连续性的经验，工业生产中无偿占有劳动时间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因此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也是围绕时间展开的。直接时间控制的前提是商品的稀缺性与生产商品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隐蔽性，即商品使用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且其生产过程空间相对封闭。正如马克思所言，“有一些事情，可以增大一个劳动日的生产物；合作，分工，机械的采用，皆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大限度地占有无偿劳动时间，劳动分工成为工业组织的基本原则，并基于在价值循环中的功能建立起生产、流通等相对独立的生产空间。可见，商品经济下劳动空间秩序是围绕着劳动时间的控制所形成以“工厂体制”为基本特征的间接空间控制，其主要利用了空间的地理性形成的简单空间分隔。随着工业化与数字化结合，它极大地节约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带来了“过剩经济”，也使围绕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被压缩。这导致“工厂体制”下的空间秩序对维持和拓展更大的剩余价值变得困难，也因此使以分工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空间控制被打破。这是因为，数字平台的发展不仅使原材料与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变得相对透明，在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之下，还推动了基于地域临近性和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传统交换模式发生改变；而且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了维持利润资本亟须转变其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与扩大社会再生产的模式。在传统劳动控制的空间失灵下，资本需要在流通环节不断通过各种营销的技术来创造需要，以加速商品流通与资本循环。这就必然要求以流通为核心的空间生产性重构。3.数字劳动中的空间控制经典劳动控制是围绕着时间展开的，在相互分隔的空间中缩短周转的周期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工作被分割开来，个别化了，成为各部分空间上并存的了”。加载在数字技术之上的社会权力有效介入到人与人的支配与控制关系之中，形成“技术利维坦”。在数字经济中，空间既不是其他事物中的事物，也不是其他产品中的产物，相反它包含了所产生的事物以及它们共存和同时的相互关系。为了提升剩余价值率，资本必须对数字劳动的空间秩序开展越来越精细化的直接管理，重构以社会空间为核心的劳动控制。数字经济下的商品流通过程，已经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商场等地域空间转移至数字空间之中。情感劳动的关系向度要求拓展空间的社会性。这也符合资本的基本属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扩大流通范围。“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而数字平台则是将资本这一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实现商品多空间、远距离的全球化实时流通。而空间共时性，则体现了社会时间性内涵转变。数字技术下，时间规则随空间秩序发生了转变。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现代交通物流业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流通的地域限制，进而增强了数字空间在流通中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交换过程，使商品由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移到为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这种过程，是社会的一种代谢机能”。虽然流通环节不生产价值，但却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商品循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即是非生产性劳动。“在这些非生产性活动中，对活劳动剥削的恶劣程度可能比在生产过程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现为，直接的空间控制将更多自由时间卷入其中，以扩大其自身的生产。“自由时间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是衡量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但数字技术对消费者自由时间外部性的剥削，制造了空间中的生产性消费。在空间中，自由时间的数字（据）化使其完成了生产性转变。这表明，空间控制已成为考察数字劳动过程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揭示数字空间劳动中的生产主体及其空间实践。笔者在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以抖音平台中青年主播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数字田野调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对其数字劳动的空间、空间中的主体及其互动过程进行系统性调查，资料收集方式主要是通过观看直播带货过程，并辅之以观看其账号日常发布的作品。为了尽量完整、真实呈现青年主播数字劳动过程，主要通过三项标准筛选研究对象。第一，主播为青年人。第二，其直播为规律时间，且进行较长时间。第三，粉丝数超过3万的账户。根据上述标准，参考粉丝人数，筛选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对上述研究对象较长期的数字民族志研究显示，青年主播们的直播活动是一种具有相对固定劳动时间与空间的数字劳动。因此，对其劳动的空间生产机制考察为理解新青年群体的劳动形态及其数字劳动控制提供了新视角。


三、数字经济下的社会生产主体及其空间实践数字劳动过程如同一个个“老板剧班”在数字空间中所呈现的共同演出。因此，需要通过厘清数字劳动中各主体的角色及其空间实践，来呈现空间的劳动过程及其控制。1.后台的“老板”：被隐藏的资本运作与劳动控制中枢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平台扮演劳动控制的核心位置，不仅是其所宣称的信息发布服务平台，而且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规制性组织控制和大数据算法逻辑与推陈出新应用模块为基础的技术控制。通过将生产性空间的社会化营造，其实现隐藏资本运作与商品生产的同时，不断扩展商品流通的时空场域并扩大其影响力，成功地创造了价值与交换价值分离幻觉的控制中枢。具体而言，平台所展开的主要空间实践包括平台的规制性与规范性安排以及技术模块的结构拓展。(1)空间的规制：规训与禁忌“价值通常更有尊严，看似与表达交换价值的价格相分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却清楚地表明，这种表面上的分离其实是一种幻觉”。随着网络直播间逐渐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空间，平台也从规避风险出发增加了对直播间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规训事实上是从青年劳动者直播带货之前就已经开始。平台通过规定直播带货资格的粉丝数下限，要求想要开展直播带货的劳动者必须先开通账号并且以免费或者低偿的方式从事数字劳动，例如发布视频等积累粉丝。而平台也推出各种以“鼓励创造，培养创作者”为名的补贴计划，培养熟悉平台规则的劳动者，事实上延长了劳动时间。在直播过程中，围绕着掩盖价格，平台通过后台设置自动化敏感词识别等方式，对直播进行实时监控，例如“钱”“大牌”等与价格相关的词汇，如果多次触发，直播间将被自动关闭。因此，在直播间里，“多少钱”变成了“多少米”，“大牌”变成了“‘某’大‘某’牌”，以规避无时不在的空间规制。空间禁忌是不断拓展的，与价格间接相关的“送”和“福利”也被标注为禁忌词。空间规制的本质是通过人为地制造价格与价值的空间分离，以价值取代价格，掩饰了平台的雇佣者身份，进而规避法律责任。这表明，数字平台已经从为个体草根群体提供更多销售机会的“利他性”空间，逐渐转向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规训空间，它以自动化的算法控制培养出源源不断且自觉的数字劳动者。(2)空间的规定：点关注、亮灯牌、加入粉丝群熟悉直播的人发现，越来越多的直播间不再是随来随走的“大卖场”，而成了需要入场券才能参与的“拍卖会”，甚至逐渐成为“粉丝专场”。直播不再是仅随手刷一刷，便可以娱乐与消费的开放空间，而成为具有消费壁垒的“私人会所”，即在互联网行业内越来越被重视的“私域”空间。在网络田野中发现，“点关注、亮灯牌”成为进入直播间被要求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亮灯牌是不具备竞价和购买资格的，甚至会被不定期地清出直播间。作为空间资格的“亮灯牌”需要付出平台的一个虚拟货币获得，折合人民币1角。为了获得“灯牌”，主播们常通过各种赠送名义，随单附赠价值超过灯牌价值的权益或者商品来回馈亮了灯牌的消费者，同时以此来说服消费者持续点亮“小黄心”。那么主播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说服消费者呢？这是因为平台分配流量的潜在规则。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平台流量推广，主播们宁愿拒绝不亮灯牌的购买者也要将空间的规定确立下来。在不断加码的规则下，生产性空间转化为粉丝聚会的社交性空间，空间中粉丝则按照点赞的频次、观看时长与购买次数等可量化的规则由低到高被标示为“新粉”“铁粉”与“钻粉”，每个层级中又细分为不同的等级，达到规定等级的粉丝才能加入粉丝群，享受相应的“粉丝专属福利”。(3)空间的结构：公屏与连线空间的结构也随着技术发展与资本对商品流通要求的深化不断变化。在直播带货的空间中，早已不再是带货主播的独角戏，而是消费者直接且深度参与的融合空间。平台在加速数据获取与快速销售的劳动控制目标下重新安排空间的结构来满足双重空间任务。一是空间功能的升级。公屏的留言区是传统直播间与消费者互动的窗口。但现在，通过福袋（即抽奖）的设计，参与福袋抽奖便会自动发布指定公屏留言成为直播间常见的景观。平台流量分配机制暗含了直播间定期发布福袋，吸引消费者发布留言并延长在直播间停留的时间要求。二是空间内容的改造。连线选品成为新兴的直播带货的方式。连线是已经预先下单的顾客在直播间与主播实时连线，在线选择商品的过程。这样的销售方式下默认的规则是不退不换的。这种空间功能的开发与运用，使直播过程转变为连线选品与打包过程。主播也从介绍商品功能与特色的销售者转向从事与连线的消费者及粉丝聊天等情感服务的社会性角色。空间从“销售”到“打包”的结构转变，极大地缩短了流通过程，不仅免除了平台售后的部分责任，更重塑流通环节的价值神圣性。2.非生产性劳动者：“老板人设”的自我呈现沿用马克思对非生产性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必要活动的定义展开，非生产性劳动者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策略性的劳动实践是实现资本运动不可或缺的角色。所谓的非生产性劳动者，是指在流通环节，从事商品生产以外劳动的劳动者。马克思认为，“商品价格不变，货币总量可因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而增加”。在智能制造的浪潮之下，工业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而数字经济又使得这种商品背后附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得相对透明。那么资本是如何维持商品的价格呢？“当科学在解放自身时……从劳动力的角度讲，人被当成了可量化的要素……成了整个社会交换、金钱、财产的可量化的客观基础”。平台算法技术对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过程控制的奥秘则在于建立空间地租的空间秩序。新技术使资本获得持续性以技术租金为形式的超额利润，根据获得剩余价值形式的不同分为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对青年主播而言，成为“头部主播”，则有机会实现从计时工资向获得级差地租甚至垄断地租的收入模式转变，这是平台中的青年劳动者遵从并且积极迎合资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目标而进行自主“迭代性再技能化”的动力。因为只要成为“头部主播”，就可以通过超过小主播单位时间内销售额的方式，获得超额利润。在直播间，青年毫不掩饰自己希望成为“头部主播”的“老板梦”，甚至以此“人设”作为吸引粉丝的策略。“老板梦”使青年劳动者甘愿在“小主播”时，让渡部分劳动价值、主动创新劳动技术与增加劳动时间投入，来创新直播内容使自己能够在众多小主播中突出重围，获得粉丝量的增加。这些主动更新直播内容而非简单重复劳动的过程被称为“迭代性再技能化”，这实现了空间的自动化再生产。(1)重构价值：从“买买买”到“送送送”既然工业品本身的成本如此低廉，那么如何才能使消费者愿意付出和原来一样，甚至更高的价格呢？服务关系中第一印象是重要的，因此需要在工作中调整把握服务关系的主动权。在直播中，主播们的策略从传统的商品销售转向了直播打包，通过“眼见为实”的“打包”直播，从不断鼓励大家“买买买”到邀请大家观看“送送送”，来刺激共同在线的观看者进行消费并且因感受到“物超所值”而不断扩大消费。在长期网络直播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的消费者一天内多次消费。例如，在7号主播的一次直播中，一位消费者连线直播购买了许多冰箱贴，同时还获得了几个盲盒的赠品（其标价已经超过购买商品的价格），主播以此营造了一种连赠品都物超所值的空间表征。大概一个小时后，这位消费者的家人又在直播间下了同样一单，声称“刚才没选的都要”，因为觉得“很超值”。从“买买买”到“送送送”的转变，既符合后工业社会中数字经济的增殖模式，同时也与主播“老板人设”耦合。(2)制造区隔：土豪、富婆和小臭宝在直播间，主播在基于地域所形成区隔基础上，不断迭代制造区隔的空间技能。数字空间并不因其虚拟性而丧失了与地方空间的联系。匿名化的虚拟空间中，由于消费的地域性而使身份具有了透明性。由于最终产品需要真实地寄送到消费者手中以及快递公司的要求，消费者需要填写准确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甚至一些境外的购物因为申报关税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因此，平台以及主播能够知晓下单的消费者真实的信息。除了地域符号作为空间中的区隔标识外，在网络直播中，青年主播对于顾客的称呼，除了从传统的“顾客”到“老板”的转变外，其规则不断精细化，围绕着扩大商品的销量，以社交化的形式通过制造区隔以刺激消费。例如，在2号主播的直播间，主播以购买的多少作为其称呼的依据。对于购买最大规格的消费者，称为土豪/富婆。而称购买较小规格体验装的顾客为“臭宝”或“小臭宝”。而通过公屏的反馈显示，很多人表示希望尽快成为“富婆”。(3)整饰空间：从“直播带货”到“直播拆箱”社会前台要求演员维持常规的程序以维持事实，以怂恿观察者便捷地进入情景之中。在直播间，主播是不出镜的，其劳动主要是通过声音和手势来实现情感支持与认同的表达与传递。虚拟空间无疑为社会前台提供了更多印象管理的技术工具，并降低了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技能要求。不出镜的直播劳动对主播情感劳动技术既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主播的表层情感劳动提供了机会。近年来，直播开盲盒、开珍珠蚌变得火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购物拆箱的体验让渡出来？这与直播空间中主播的情感劳动是密不可分的。即使直播过程所拆出来的商品并不如愿，但主播都会在拆出前的瞬间给予尖叫烘托氛围。个体化社会中，个体亟须获得认同。但是传统消费模式已经很难产生这一效果，而直播间话语的整饰则重新让消费具有了实现个人认同的功能。青年主播话语的情感劳动，不仅发展了规避平台规训的策略性行动，还强化了与参与演出的“观众”间的情感联系。例如，为了规避平台不允许出现“送”字，策略性地替换为“宠”字。“宠”丰富了“送”的经济性内核，突出了空间的情感属性。3.生产性的消费者：“顾客是老板”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相对应的是大量生产性消费者，他们以消费为名成为资本价值循环的一环，并直接参与空间数据生产之中，其生产性主要体现为数据的生产。互联网大厂等高科技公司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自“免费劳动的支持”。消费者已经成为平台运行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要素，深度地参与了直播空间的生产。他们不仅作为消费者投入以平台为载体的商品流通之中，同时还以流量的形式为平台生产着源源不断的原始数据。消费者是如何形成“老板”身份幻象建构的？为什么在数字经济下，消费者会越来越具有生产性，甚至成为数字劳工？这种身份的转换对其主体的意义是什么？以上三个问题构成了在直播空间中生产性消费者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逻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变资本的贬值抵消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使高水平的生活得到了维持，然而，代价是持续而有计划地制造浪费”。以赋能为名的“去技能化”所生成的生产性消费者，既是资本操控需求与制造浪费的手段，又构成其维持自身的基础。(1)打榜和做数据：成为粉丝与蹲直播在劳动的媒介化过程中，网络用户的商业意识被唤醒，自觉自愿地加入信息众包的劳动，成为廉价乃至免费奉献自身劳动成果的数字劳工。直播间的观众以消费者的身份加入空间，从事着生产性消费。一方面，在直播间，主播将观看直播的消费者收编为“粉丝”，改变了其工具理性的消费模式，形成以粉丝文化为基础的符号性消费，获得了生产性。例如，在1号珍珠蚌直播中主播声称消费者所开出珍珠是超过其购买的价格的，将其做成项链出售将获利。由此，商品流通环节被描述成资本循环的第一运动，即将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过程。这也成为资本应对由于技术升级而生产出越来越多工业品，却无法全部销售出去的困局之策，即将商品重新转化为原材料，使更多的消费者卷入生产环节。另一方面，直播间是由主播控制节奏的，因此消费者为了看得到但摸不到的商品只能选择“蹲直播”，即长期观看等待主播将在其短视频中呈现的商品上架。“各位老板，刚进入直播间的先不用着急，看看别人怎么买，蹲一蹲，看准了直接‘lou’就完事”。在“蹲直播”过程中，消费者不仅要发弹幕参与公屏互动，还需要点赞、分享直播间。这些活动在直播间是可量化的劳动，消费者被塑造成为“做数据”的劳动者，其劳动报酬则以提升直播间中奖几率或者优先被主播回应的形式存在于空间。同时生产性消费者还不断接受空间的技能化改造。但这种技能是专属于直播间的，其本质是消费者角色的去技能化。在直播中主播会根据实时显示的新粉丝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在直播间教授“点赞”“亮灯牌”“领福袋”以及“进入粉丝群”等各种技能，使消费者转变为直播间的“数字劳工”。(2)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去技能化的消费型劳动者为什么消费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这种空间的游戏之中，任由空间所摆布呢？这需要回到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的论述中。商品的神秘与使用价值无关，“是起因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特别的社会性质”。“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这个形态内，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这就像光线一样。当一物的光线射入我们的视神经时，我们不认它是视神经的主观的刺激，却认它是眼睛外界某物的对象形态”。这段话看起来有点晦涩，但只要带入观看直播时的主观感受就可以明白，这正回答了本研究最初的问题。和传统的消费主义不同，网络直播带货的网络端口在算法控制下以符合个体喜好又以让人出其不意的方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播销售的商品与观众自身的购买需求完全不同，甚至商品的使用价值相比其自身在生产之时也发生了改变。不仅在直播中，主播还通过短视频作品的方式重构商品使用价值。例如，原来家居固定之用的纳米胶，被重构为用于“吹泡泡”和制作“捏捏乐”等与基本用途全然无关的消磨时间的商品。在直播中，主播教授消费者商品各种新被开发出来的使用方式。伴随着一系列赋能的操演，直播生产了去技能的劳动者，浪费也就变得理所当然。“赋能型去技能化”，是指消费者看似熟练地掌握了空间的各种技能，实质上却陷入直播空间中，无需思考只需跟着主播指示在感官刺激下机械地劳动，就如主播所宣称的，“老板们，‘闭眼入’‘无脑冲’”。其后果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进而投入反复观看直播的劳动时间循环之中，背离自身使用价值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被浪费了。(3)解压直播间：个体化社会压力的自我应对及时间的空间化除被空间控制下不自觉的数字劳动外，心理解压是青年消费者在直播间中投入时间的重要主观因素。在直播间，他们通过公屏和主播聊天，内容不限于直播的产品，也包括分享自己的生活，甚至有时候仅仅就是停留在直播间，看着别人连线、选品和主播打包。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共享着时间。每天他们都关心的问题是，主播是不是明天会继续直播，频繁在公屏下留言，说“看直播很解压”。而主播也常常将此作为一种宣传，说“我们直播间是非常解压的，你看直播的过程中，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这种解压是和时间连续性关联在一起的。与被短视频充斥的碎片化时间不同，直播的时间是连续的时间，因而是一种轻松且不用费力选择的时间。这个时间，一般从晚上7点一直到次日清晨，是属于劳动者的休闲时间。直播被视为一个多人在线的陪伴空间，以消解个体化带来的社会疏离感与现实烦恼的时间。他们在直播间不仅是消费者，其自由休闲时间也以数据形式构成了直播的劳动空间，而他们也因此成为空间的数字劳动者。四、数字经济空间生产机制及其结果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过程在算法控制下被空间化，以实现去时间化的目的。资本的空间控制形塑了独特的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与空间秩序，这一空间同时对资本运动产生影响，改变了资本运动的形式，拓展了资本再生产的方式。1.空间可视化：重构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劳动过程理论关心的是劳动过程是如何被组织从而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核心问题。在商品经济时代，通过提升生产率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是提高剩余价值比率唯一的可持续途径，而工人的工资过高则导致这种模式难以为继。通过延长生产时间获得无偿劳动并不等同于实现剩余价值，资本需要通过引进新技术来隐藏利润与劳动的对应关系，而完成销售才能实现利润。换句话说，剩余价值攫取方式需要极力地保持其神秘感，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商品价格的神秘感，再次使被隐匿的劳动时间浮现出来。空间的可视化实质是动摇了传统剩余价值攫取的机制。但资本选择主动地拥抱数字技术，展开自我的革新来重新将时间隐藏起来，即去时间化。数字技术下，几乎所有的购物网站都提供了“搜同款”功能，只需要拍照，就可以实时全网比价，这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空间，将选择权形式上交给了消费者。资本是如何利用空间可视化来维系其剩余价值生产的？行动者在市场中被分配的社会地位与特定权力从本质上构成了区分的时间原则，其中审美的配置越来越成为世界与他人的一种疏远而可靠的关系维度，是社会空间中区分价值的表现。在给予消费者自主权的同时，平台主动地利用空间可视化实现空间的分隔与重构。以阿里巴巴为例，2003年开办的淘宝网是一站式的网络购物网站，2010年又推出“阿里巴巴1688”，2011年在淘宝网基础上分化出“天猫商城”，其宣称目标是实现差异化运营。这三个平台中分别对应着大众、中低端以及中高端的消费市场。在不同的细分平台中，带货主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趣味，其流通环节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天猫商城中，主播一般采用介绍产品和性能展示为主的传统销售模式，在流通中缩短运输的时间，并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款等。在淘宝中，则力求在直播中即时完成流通的全部过程，并设置预售期以及相对低廉价格的快递公司且不提供运费险，甚至部分不支持退换货。在中低端的平台中，则不仅不提供直播服务，甚至需要批发购买。平台主动运用可视化空间建构了基于生活的品位选择区隔规则，人为地增加了流通环节在塑造商品价格角色中的文化共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也从延长生产时间到扩展非生产性劳动时间。24小时可视化的直播间成为重要社会空间，买东西本身并不是基于使用价值，标示交换价值的价格也不再是基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工具理性选择，而是个体基于审美与品味的空间价值选择。2.空间错觉化：扩大劳动控制的范畴空间通过两种错觉掩盖了真相，一是透明化错觉，二是现实性错觉。透明的错觉变成了一种超越性的幻觉，是一个陷阱，以其自身的准魔法力量为基础运作，使它获得了不在场证明和伪装的面具。空间的透明化错觉不仅强化了对劳动者施加劳动控制的外部力量，同时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了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变。一方面，透明化给消费者提供一种错觉，即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连接的建立，消费者可以实现直接监督，而平台则将其对主播的技术控制隐身于后台；另一方面，透明化表现为一种开放性，引导消费者自觉自愿地加入数字劳动之中，无意识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在直播间，消费者所有的点赞、亮灯牌和送礼物等空间实践都是可见且可量化的状态，同时随着观看时长与购买频次等体现为粉丝等级的变化会在空间中呈现不同色彩与文字标识的符号，主播也会根据粉丝的等级标示与粉丝在公屏上开展区别性的互动。对于没有关注直播间的观众，则要求其点关注成为粉丝，不然留言不予回答。对于新粉，则引导“蹲直播”，对于“铁粉”和“挚爱粉”则会适度引导亮灯牌以及赠送礼物等，进而将“老粉”从直播间引入后台粉丝群的“私域”空间，进行更加精准的数字劳动控制，引导持续数据生产和更高金额的数字消费。而现实性错觉是自然简单的错觉，是一种天真态度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它对自然性和实体性的吸引力。主播们通过利用虚拟空间的现实性错觉，在平台的默许下主动参与到掩盖资本利润获取方式的劳动过程之中。在直播中，主播经常说的是“所见即所得”和“支持全网比价”，甚至将工厂生产和商品打包的过程纳入直播之中，来展现空间的真实性。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主播在直播间中的欺骗性话术，永远买不到直播间的那个商品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直播空间通过样品细节展示、宣传夸大其词与不提供运费险、好评返现等联合策略，在直播间与平台店铺的评论区以一种“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数字特质修饰中，营造了一种现实性的错觉。因为“互联网有记忆”是建立算法控制的后台之内，它试图在前台空间掩盖时间瞬时性的特色，使个体忽略主播以及平台都拥有删除直播回放和评论的空间控制能力，可以使时间瞬间消逝在空间之中。在超长的预售期等延长性时间的共同作用下，篡改了消费者的记忆，使消费者默许了货不对板的商品。空间的错觉化也因此协助资本不断扩大了劳动控制的范畴。3.空间共时性：拓展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时代，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空间已经成为嵌套在地方空间之中的生产性社会空间。数字空间生产性表明其已经成为数字经济资本循环中的基础性生产资料。生产性空间如同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土地，而资本在数字经济中获利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也与依赖空间获取的地租相关。斯密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技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这就进一步解释了随着技术应用而导致单位商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背景下资本维系利润的秘密，即通过发展生产性空间并且收取以数据为主要形式的地租。生产性空间的地租与传统地租的不同在于数字空间共时性所具有的天然的全球延展性为资本的聚集与垄断提供了土壤。资本并不满足于以获取地租形式对生产性空间的占有，还通过形式上让渡空间自主性的方式，不断增强对劳动时间控制的能力，扩大劳动控制的基础。如前文所述，资本通过掩饰其作为生产性空间表征的方式，不断弱化与平台劳动者之前的雇佣关系，平台的青年主播成为“自己直播间的主人”，在自我控制下展开超额情感劳动，并不断尝试各种为了提高销售额且被平台默许的试探性策略行动。由此获得营业额与直播间的虚拟货币的礼物打赏抽成也成为平台获得持续性流动资产的秘密。空间共时性通过支持“万人同时在线”使数字积累成几何倍数增殖。空间中，“老板游戏”的劳动控制手段依然不断上演，只是鼓励劳动者积累的不仅是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积累，而且是以粉丝为核心的数字积累。但“粉丝”属于平台，能够被主播带走的则十分有限。劳动者所开展的“数字积累”本质上是平台的数字积累，“老板游戏”仍是资本实现劳动控制的一种手段，只是变得更加隐秘和无时不在。五、结论与讨论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组织控制与科技控制的脉络之上，本文从空间控制的视角对直播带货的劳动过程展开剖析。在直播带货中，劳动主体不仅是带货主播，也包含生产性消费者，他们在“全员老板”剧班中，在平台的空间控制技术下从事数字劳动。数字经济下，平台是隐藏了资本运作与商品生产的控制中枢，传统的劳动者转变为非生产性劳动者，在平台的空间控制下从事着额外的情感劳动和空间的再生产，而消费者则通过生产性消费，日益成为被纳入劳动控制之中的数字劳工。劳动的空间控制技术，不仅为剩余价值攫取方式的重构提供了机会，将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纳入数字劳动的范畴之中，还拓展了资本再生产方式，开辟了数字社会新的资本积累路径，更将作为真正“老板”的资本巧妙地隐藏起来。与传统平台劳动的线性“去技能化”不同，直播带货的劳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劳动空间控制体现为“迭代性再技能化”和“赋能型去技能化”。通过“迭代性再技能化”，以主播为代表的非生产性劳动者不断更新着自我剥削的劳动；通过“赋能型去技能化”，从让渡消费者身份的“加入粉丝群”，到对商品使用价值剥离的“无脑冲”，再到“打包不退不换”的对商品质量把关权利自动放弃等空间实践，消费者被深深地卷入到资本的“老板剧班”之中，逐渐失去消费控制权而无意识地开展生产性消费劳动，成为直播带货空间中的无偿劳动者，为新的年轻观众赋能劳动。这表明以平台为代表的资本的劳动控制深度与广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在空间控制下自动化地无限循环，彻底颠覆了生产周期止于流通环节并凝结为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的工业经济过程，数字（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永动机”，“全员老板剧班”则维系了这一生产空间的稳定性并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了基础，而时间这一要素则被隐藏在空间中并人为地抹除了生产属性。根据Quset Mobile数据，2023年9月，抖音月活跃用户达到7.43亿，观看直播用户月人均使用时长为41.6小时。这表明，数字劳动是无时不在的，社会成员以不同身份与角色长时间投入其中，空间不再是无意识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被资本精心设计的以社会关系为掩饰的生产体制。据统计，拥有1000万以上粉丝的账号，大约有40%都是由MCN机构签约，而一个MCN机构旗下账号可以高达30万个，年均生产信息超过3300万条。在这3300万条信息背后，不仅包含在台前直接参与表演的主播，还有数以万计的后期团队，共同组成被隐形的老板所控制的“剧班”。青年主播们通过台前的表演，将舞台上的观众引入“私域”，并在后台继续开展深层的“剧班表演”与“老板游戏”，那将是更加隐蔽的劳动空间。可视化、错觉化与共时性的劳动空间控制技术表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绝对的时间控制走向绝对的空间控制，进而扩大了劳动的时间控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过程的本色是时间性的，但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却极力地“去时间化”。在数字空间体制裹挟下的时间在直播间中匆匆流逝，呈现出空间化的特征。直播带货的娱乐化、大众化与低龄化提示在数字经济的空间体制中青年劳动者与消费者逐步失去自主性的风险，成为被隐藏的老板所控制的“全员老板剧班”中的演员，失去了对劳动、对生活，乃至对自我的时间掌控。直播带货的数字空间中由商品展示到商品打包的转变，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迭代，更是一种劳动控制机制的变革，这种“打包”的本质是利用时间的空间化实现的资本责任转嫁与劳动控制的空间化隐匿。因此，反思日益失控的时空生产体制，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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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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